封面新闻记者 杨峰 见习记者 吴凯文 广州、济南报道 广州北部的一个城中村里，很长一段时间，人们都不知道那个又捡废品又卖芒果的女人叫什么。直到警察上门，邻居们才知道，她就是那个被寻找多年的“梅姨”。 她的落网，也让寻找了她近十年的申军良，第一次知道了她真正的名字——谢某梅。 在此之前，申军良认识的“梅姨”，很长时间里只是一些不断变化的碎片：一幅画像、一处可能出现过的地点、一个不知真假的姓名。十五年寻子，近十年寻找“梅姨”。如今，那个模糊的女人终于从一个代号，变成一个有真实姓名的人。 他和众多被拐家庭寻找的谜底，最后落在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出租屋里。 落网前： 芒果、废品与十平方米 2026年9月9日，广州。 梅姨最后租住的房间，在一栋七层民房的一楼。 房间不足十平方米，卧室和卫生间挤在一起，里面放着两张上下铺床，留给人走动的空间不多。房东告诉封面新闻记者，落网前，她以“谢某珍”的身份和他签订租房合同，在这里已经住了近一年，每月租金500元。 谢某梅最后生活过的房间（模糊处理）。摄影：杨峰 一开始她独自生活，后来把一个自称是她“儿子”的男子接了过来。 附近居民记得，这个年轻男子看起来二十五岁上下，“有些傻乎乎的”。有人听说，他是梅姨前夫的孩子。早些年智力障碍症状不明显时，他曾去外地打工，后来病情加重，便跟着她一起生活。 居民的记忆共同拼凑出“母子”二人的生活：下午，梅姨会带着三轮车出门卖芒果果切，直到半夜十二点多。有时芒果卖不完，她就分给附近的人。不卖水果的时间里，她就去捡废品。 距离“梅姨”出租屋最近的便利店老板表示，“梅姨”生活极为拮据，很少来店里消费。她的“儿子”偶尔会拿一两元的零钱，到附近小店买菊花茶这类饮料。“梅姨”外出必经道路上的饭店老板表示，没有见过她在饭店用餐。邻居也说，她平常都是买菜回家自己做饭。 记者访问的多位位该社区居民，在看了警方公布的“梅姨”画像后，均表示“梅姨”长得和画像不像，在居民的共同记忆中，“梅姨”的身高在1.6米左右，体重70至80斤，瓜子脸，头发有些花白，脸上的皱纹很多，肤色偏白。 知情人向记者提供的“梅姨”的微信号显示，其头像没有照片，微信昵称是“瑜珍2”。朋友圈很少发内容，最近的更新停留在被带走前的两三年：2023年4月21日，她发过一张照片——一扇红褐色铁门上挂着一把银色锁头；2022年2月18日，她发过一张健康码截图，显示其所在地是广州，名字是谢某珍。 在这个社区里，她曾辗转住过不同的出租屋。社区依山而建，密密麻麻的握手楼，与此前她曾生活过的增城鸡公山的环境很类似，本地户籍人口少、来穗人口多。她常常住上一两个月就突然不见，过一阵子又出现。见过她的邻居中，没有人能叫得出她的姓名。 而在另一边，寻找被拐儿子申聪的申军良，则在持续与她的名字、模糊的身份纠缠。“梅姨”落网后，申军良终于知道了她的真名——谢某梅。此时，他已经与“梅姨”这个代号“交手”近十年。 寻找“梅姨”： 擦肩而过的被拐儿子和那个模糊的女人 最早的时候，那个模糊的女人甚至没有“梅姨”这个代号。 张维平(“梅姨案”另一主犯，已于2023年4月被执行死刑)供述，在拐卖儿童链条中，由他先与被拐儿童一家混熟、找机会带走孩子，再由“一个女人”帮忙联系买家。他们在增城打麻将时认识，不久就成为拐卖儿童的同伙。 于是申军良盯住了增城。 那段时间，他每天凌晨四点多起床，去当地菜市场。按照自己掌握的年龄和外貌信息，他把所有看起来五六十岁、可能是“那个女人”的人都拍下来，一天能拍一百多张。他把照片一张张传给专案组，让警方辨认。没过多久，他发现自己已经几乎拍不到新的面孔。增城就这么大，菜市场里符合年龄条件的女人，大多已经被他拍过，但里面没有他要找的人。 直到2016年六七月，申军良才第一次从张维平的供述里听见“梅姨”两个字。那个模糊的女人，从此有了一个代号。 他在寻人启事里加上据张维平口述画的画像，找孩子的同时，也找“梅姨”。彩印一张寻人启事要一块钱，他和打印店砍价，砍到七毛一张，一次打印就要花掉几百块钱，方圆十几公里范围内都贴满了他打印的寻人启事。 申军良当时不知道，他苦苦寻找的儿子申聪曾经和同学路过其中一张寻人启事，申聪和同学打趣说：“如果找到上面的小孩，我们就发财了，我们吃香的喝辣的去。”那个常常被大人说“不听话就让梅姨来抓你”的申聪，根本没想到自己真的是寻人启事中被梅姨拐卖的孩子之一。 他与父亲申军良就此擦肩而过。 找申聪，找“梅姨”，共同构成了申军良生活的主线。他想，只要找到“梅姨”，就会有更多关于孩子的线索，还会有关于其他孩子的线索，一切都能解开了。他要咬住“梅姨”这个线索不放。 后来张维平又供述，“梅姨”曾有一个同居的老汉。申军良一次次带着礼物上门找老汉，甚至跪下来求对方，希望他愿意多说一些事情。终于从他的口中得知，梅姨曾经用过一个名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