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7年4月下旬，甘肃镇原一带刚下过小雨。红四军参谋长耿飚带着三名骑兵，在王家洼子附近侦察。 路旁，一个穿长袍、腋下夹着雨伞的“商人”正在向老乡问路。看见骑兵靠近，他没有迎上来，反而转身往小巷里躲。 这个动作引起了耿飚的注意。再仔细一看，他忽然认出了那张消瘦、憔悴的脸。据耿飚回忆，自己立即大喊： “徐总指挥！徐总指挥！” 那人停住脚步，迟疑着回过头。耿飚赶紧摘下帽子，让对方看清自己的面孔。 “耿飚！” 徐向前终于认出了他，眼泪随即落了下来。 就在几个月前，徐向前还是统率 两万多人 西渡黄河的红西路军总指挥。如今，他穿着换来的长袍，隐藏身份，独自在西北乡镇间问路。如果不是耿飚恰巧从这里经过，这位身经百战的红军高级将领，还不知道要走多久，才能重新找到自己的队伍。 ### 总指挥离开时，身边已没有一支完整部队 1936年10月，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，红四方面军一部奉命西渡黄河，随后组成西路军。徐向前任总指挥，陈昌浩任军政委员会主席。 西路军在河西走廊转战数月，长期得不到兵员、粮食和弹药补充，又遭到马步芳、马步青部优势兵力围攻。到了1937年3月，部队已经伤亡惨重，能够集中掌握的作战力量越来越少。 在祁连山石窝一带，西路军召开最后一次重要会议。会上决定，剩余人员分散游击，由李先念、李卓然等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；徐向前和陈昌浩则 离队东返 ，设法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。 徐向前起初不同意。 在他的回忆中，自己当时提出，部队打了败仗，大家一路同生共死，自己不能丢下他们。可会议已经形成决定，陈昌浩也强调个人必须服从组织。徐向前最终接受安排，却把这次离队视为一生中的遗憾。 两人带着少数人员上路，目标越大，越容易暴露。经过数次分散后，陈昌浩因病留在老乡家中，徐向前继续向东。 此时的徐向前，已经不能再以总指挥的身份公开行动。沿途关卡和地方武装都可能盘查陌生人，他几个月没有刮胡子，穿着羊皮袄，先扮成赶路的羊倌，后来遇到一名失散的特务营干部，两人才结伴而行。 到了打拉池，徐向前用随身携带的金戒指换来一身棉袍。他扮成商人或教书先生，同伴则装作伙计。两人翻过六盘山，进入平凉。 平凉城里有国民党军队调动。徐向前不敢久留，只买了一张地图，躲进旅店查看道路。离开平凉后，他们在路边买东西吃，徐向前装作随意地问摊主：“北边山上住的是什么军？” 对方回答，是红军。 直到这时，徐向前才知道，自己已经接近援西军活动的区域。然而越接近红军，他越不敢大意。西路军失败的消息很可能已经传开，敌方也可能有人冒充红军诱捕失散人员。 所以，当他在 王家洼子 附近看到骑兵时，第一反应仍是躲避。 ### 耿飚的一声呼喊，接上了断裂的组织联系 耿飚当时担任红四军参谋长。西路军处境危急后，党中央决定组成援西军，由刘伯承任司令员、张浩任政治委员，向镇原、固原一带推进，准备接应西路军人员。 等援西军赶到陇东时，西路军主力已经失利。接应部队面对的任务，也从增援整建制部队，变成了寻找一批批突围、失散的干部和战士。 耿飚带骑兵外出侦察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遇见徐向前。 那声“徐总指挥”，看似脱口而出，实际上带着一个红军指挥员最本能的确认：眼前这个穿长袍、夹雨伞、想躲进巷子的人，依然是自己的同志，依然是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。 耿飚等人立即下马，把一匹马让给徐向前，将他护送到屯子镇，安排他洗澡、吃饭。徐向前个子较高，普通战士的衣服穿不上，耿飚便让人把自己的衣服送来。 随后，他用电话向刘伯承报告。 刘伯承当即指示： “要绝对保证徐总指挥的安全。” 援西军总部随即派出骑兵前来接应。第二天，徐向前被送到镇原，终于回到红军组织之中。 这次相遇并不是援西军接应行动的终点。几天后，耿飚又找到原红三十军参谋长李聚奎。此时的李聚奎穿着油污破旧的羊皮袄，头发和胡子又长又乱，背着空布袋，看上去几乎像一个沿路乞讨的人。 昔日的军级干部，一个扮成商人，一个形似乞丐。两次重逢放在一起，才让人看清西路军失利后，幸存者究竟经历了什么。 他们并不是整齐地撤回根据地，而是失去建制、隐去身份，靠着地图、乡音和群众提供的一点消息，分别寻找东返的道路。耿飚的侦察分队，则像一根伸向陇东荒野的线，把这些失散的人重新接回组织。 ### 几个月后，“商人”重新站到了抗日前线 到达镇原后，徐向前向刘伯承介绍了西路军的情况。休息两三天，他又同任弼时等人前往云阳，向彭德怀、左权汇报。 一路奔波中，他乘坐的汽车曾翻入沟内，头部受伤。抵达云阳后，徐向前不仅提交了有关西路军的材料，还把组织交给他作路费的 十多个金戒指 全部上交。 此后，他辗转到达西安，又在1937年夏天回到延安。毛泽东接见他时，用“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”宽慰这位从河西走廊归来的将领。 很快，全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。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，徐向前被任命为 八路军第129师副师长 ，与刘伯承等率部开赴华北，参加抗